1949年11月出生，原宝安县莲塘村人。1964年担任莲塘生产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1969年3月加入中国。1979年11月至1988年10月担任莲塘大队党支部书记，其间带领村民开挖鱼塘，开办养鸡场、养猪场等，探索农业新模式。改革开放后，带领莲塘村民建工业村，办酒楼，实现集体致富。

  现在的莲塘村村民，早已放下了锄头，告别传统的农业生活，成为了大家羡慕的对象。我们是幸运的，因为靠近香港，我们是最早享受到改革开放红利的那一群人。而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和亲身实践，参与到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来，目睹小小的莲塘村怎样万丈高楼平地起。这真是一段动人的回忆啊。

  有一年“双抢”（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期间，村民们一起床，发现大队里30多个青壮年一夜之间全跑到香港去了，大家出来干活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突然之间哭了出来。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人。1949年，我出生于梧桐山脚下的莲塘村，这里东、北、西三面被梧桐山紧紧环绕，南侧是香港新界，西侧和东侧均被山体阻隔，宛如一片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

  以前的莲塘确实有一片很大的“莲塘”，莲塘村屋环其而建，依山傍水，山脚处的梯田层层叠叠，小船停靠在河岸边，村落规模很小。现在人们提起莲塘，脑海中还是充满着那些关于美的回忆：仙湖植物园里绚烂的簕杜鹃花海、深圳水库的碧波万顷……但很少人会知道，这里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农业新模式探索的先行地，为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我从出生起，就没有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地方。不过，由于小时候我的父亲身体多病，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香港治疗；而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我的哥哥和姐姐也曾长期在香港工作。有一段时间里，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不过相对来说，我们家还算“人丁兴旺”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香港经济快速的提升的阶段，特别是70年代末期，内地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听去过香港的村民们说，那里的楼都快有小梧桐山那么高了，马路也和修房子一样可以建好几层，感觉就像一个魔幻世界。所以当时在莲塘村民的眼里，香港简直是一个富得流油、满地黄金的地方，那时人说深圳是“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而香港那边“家家户户都有电视看”。许多村的青壮年跑光了，只剩下老幼病残。

  当时莲塘大队下辖5个自然村，全村有700多人，人少的时候只剩下不到100人，有的村只留下两户，分别是支部书记和大队队长家。有一年“双抢”期间，村民们一起床，发现大队里30多个青壮年一夜之间全跑到香港去了，大家出来干活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突然之间哭了出来。这么多耕地，我们这几个人可怎么种啊，大家很气馁，便索性都回去睡大觉。不过第二天，剩下的人还是照样起来干活，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啊。

  干活时，有村民调侃说：“宁做累死人，不做饿死鬼。”现在这么多土地，大家至少吃的管够了，想到这，感觉挥锄头的手更有劲了。

  好在大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引起了宝安县政府的格外的重视，县委领导组织全县公职人员来到莲塘村，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割水稻、插秧苗，驻扎在莲塘的边防部队战士也下地帮我们大家一起干活。结果当年我们的粮食还获得了大丰收，在完成国家下达的上缴任务后，让老弱妇孺们过上了一个温饱年。

  许多村民走了，更多的人从全国各地涌来，不过这里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憩点而已。

  当时从深圳偷渡去香港，有东线、中线、西线三条线路，中线即在我们莲塘村的梧桐山脚，对于当时的偷渡者来说，梧桐山是一个重要的地标，很多人翻过梧桐山，能够正常的看到新界、打鼓岭那边璀璨的灯光，与北边的漆黑一片形成鲜明对比，这也让他们信心倍增。当时有个说法：登上梧桐山，就成功一半了。

  这样说其实还是太乐观了。当时梧桐山脚一带有很多铁丝网，我们叫做“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越，到达边界还有一段路途，探照灯、警犬、岗哨等都是重重障碍。

  那个时代，泅渡是最“时髦”的偷渡方法。光是水性好还不够，需要借助一些工具。好一点的有救生圈，差一点的用泡沫塑料盒、塑料枕头，还有用乒乓球的，用篮球、足球的，用单车轮胎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深圳经济特区经济快速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去香港的人大减。莲塘辖区本地人不但无人再去偷渡，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从莲塘跑到香港的部分村民回到莲塘，在这片自己出生的土地安享晚年。

  莲塘村在新界建立的养鸡场成为当时农业新模式探索的一个重要样本。思路活了，整个莲塘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集体经济也壮大了，村民有了盼头。

  一百多年来，窄窄的深圳河见证了两岸的沧桑巨变，凝视着往来的人们。然而，很多人不了解的是，深圳河并不是一条十分精准的界河，深圳和香港的村庄有许多土地在河对面，其中，莲塘村在河对岸的飞地就有100多亩。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允许莲塘大队村民持证过境耕种，也允许香港居民来深圳耕作他们的土地。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历史原因，过境耕作曾被限制。1976年7月后又重新恢复，当年上级批给我们村里7张过境耕作证，1977年莲塘长岭村过境耕作口开放，随后发展到158张过境耕作证。

  当时，从深圳的边防线个耕作口。莲塘大队村民基本都是在长岭耕作口检查耕作证，再走过一座约10米长的小桥跨过莲塘河，便到了香港。从耕作口到莲麻坑村，走路只要十几分钟，每天有村民扛着锄头、握着镰刀经过耕种口，人多时还需要排队。

  长岭耕作口是一栋两层高的独立小楼，一楼中间是一个通道。通道的旁边是验证室，里面有着装整齐的边防值班人员。这里的通关系统没有刷卡机，也不用盖章，边防人员使用的是纸质笔记本，记录核对往来人员的姓名、出入境时间和携带物品等。

  每年农忙时期，香港一侧的“飞地”是一派忙碌的景象：经常是一边的村民在紧锣密鼓地收割水稻，另一边的耙田机在田里来回穿梭，而有的人已经在忙着插秧、抛秧了。金黄的田野迅速被土黄色替代，一两天工夫又换上了绿色的新装。这样一个时间段，村民们会带饭菜到地里，中午直接在地里吃完，下午继续干活，太阳下山了才带着满身泥土回来。

  “飞地”和新界村民的田地犬牙交错，虽然我们是莲塘人，他们是香港人，但大家都没把对方当外人，有时候带的水不够了，去他们家里舀碗水喝那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新界莲麻坑村因为受旱无法耕种，长岭村的村民不忍心同胞受苦，把自己村里辛辛苦苦存在水塘里的水让给了对方，使他们的105亩稻田全部插上了秧。

  通过过境耕种，村民们在河对岸种植蔬菜并在香港销售，有的过去打工，也能赚回不少钱。

  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风气已成。靠着过境耕种的优势，我们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当时一只鸡在香港可以卖到2元钱，我们想利用我们在香港的“飞地”来养鸡。随后我们就向宝安县领导提出了这个大胆的建议，并最终于1978年获批，养鸡场的规模是20万只。

  我们找到了在香港从事肉食、家禽类贸易的五丰行。当时任宝安县口岸办主任兼县委副书记的李定向对方说明这个想法后，他们很干脆地说：“你要是真能派人来养，我们就帮你卖。”此外，五丰行还答应出钱把养鸡场先办起来。

  按照当时的规定，过境耕作的农民需早出晚归。倘若养鸡的人天天晚归，把鸡丢在新界无人照看，显然是不行的。

  于是李定又找到省公安厅领导。最终，省公安厅派人到莲塘当地考验查证后批示：为了深圳特殊生产的需要，莲塘派20人去新界养鸡，不用早出晚归。

  由于村民们世代以务农为生，对于如何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毫无办法。好在香港五丰行帮我们解决了最关键的市场问题，我们仅需安心养殖、种植，销售方面统一由他们负责。

  我记得五丰行的工作人员来养鸡场参观交流时，对我们养的土鸡赞不绝口。对于村民们的担心，当时的五丰行负责人拍着胸脯对我们表示，我们只管养，其他的交给他们。他还告诉了我们他的底气所在：不仅是因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好，许多香港市民对于莲塘村、对于内地都有一种十分特殊的情感，买了我们的鸡，香港同胞会觉得为让我们尽了一份力。他鼓励我们大胆去养、放心去养。

  几十万只鸡每天产生大量鸡粪，处理起来十分不方便，而鸡粪又是养鱼的好饲料。于是，我们在养鸡场旁边又挖了几口很大的鱼塘，把这些鸡粪用来喂鱼。而鱼塘又可以为周边的农田提供灌溉水源，种的蔬菜不需要过多的担心遭遇旱灾。蔬菜够了，我们再次办起了养殖场，引进优良品种，用剩下的菜来喂猪。所以当时我们搞的是循环经济、生态经济。

  但交通也是制约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障碍，由于当时边境桥是给人走的，修的比较小，而农业生产和养殖需要拖拉机这样的大型机械设备，可是一开始大队根本拿不出修桥的钱。

  当时有两位早年到香港打拼的莲塘村兄弟，名字叫周火强和周火土，他们了解这件事后，出资几万元，雇佣十几位工人日夜赶工帮村民们把边境桥拓宽，这才解决了设备过境耕作问题。

  思路活了，整个莲塘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集体经济也壮大了，村民有了盼头。到1980年，莲塘大队村民每个月已有1500多港元的收入，那时内地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莲塘村悄然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典型。

  随后，罗芳村、罗湖村、蔡屋围村、上步村等纷纷效仿莲塘，利用起本村在香港的飞地发展农业多种经营，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莲塘标准化厂房林立，成为深圳又一座标杆性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吸引大量企业入驻，工人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

  农业现代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下的莲塘村民率先实现富裕，由此催生出对工商业的强烈需求。1979年，我担任莲塘大队党支部书记，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莲塘大队被划入经济特区范围，从此跨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82年，莲塘大队率先开办来料加工厂，引进香港企业来莲塘投资，不过，当时我们只是利用集体原来的闲置仓库及私人房屋，搞些小型的来料加工，主要做针织品，社员们只赚取微博的工资。

  有一次，一家港商来到我们这里考察参观，我们都找不到一间会议室来做接待，吃饭也没有上档次的餐厅。不过那位港商不仅没有生气，还选择在这里投资建厂。他说他看好这里，因为改革开放进程已经开启，莲塘位于深圳与香港交界的一线，未来的前景不可限量。“时不我待，以后这里会有一批批的工厂，大家可能都忙得没时间吃饭嘞。”他鼓励我们，虽然当时我们也很有信心，但是没有想到变化来得如此之快。

  1985年，莲塘大队改制为莲塘村委会，追随三资企业大量涌入深圳的热潮，我们成立了莲塘企业公司，同年启动莲塘工业区建设。我记得当年建成了8栋厂房，还有2栋员工宿舍和1栋食堂，全是三层楼房。

  当时，莲塘村委安排有专人负责工业区的招商引资，主要引进香港的“三来一补”企业。他们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莲塘村委提供土地、厂房、劳力和管理人员，并收取费用。

  莲塘标准化厂房林立，成为深圳又一座标杆性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吸引大量企业入驻，工人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第一家入驻莲塘工业区的企业是香港兴发模具厂，当时有员工30多人。随后琦昌电镀厂、富汉内衣厂、骏马灯饰厂等8家港资企业先后入驻。园区入驻满了之后，年收益能够达到600万元。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和亲身实践，参与到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来，目睹小小的莲塘村怎样万丈高楼平地起。这真是一段动人的回忆啊。

  曾经南下赴港的莲塘人现在大部分都回来了。他们中有些人是想着落叶归根，有一位万姓伯叔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去了香港，中间通过书信不时与家里来往。去时他还是30岁出头的热血青年，20世纪90年代初他重返故里，两颊已是白发苍苍。他很成功，在香港结婚生子，也有自己的一番事业，但中国人千百年来那种落叶归根的的思想召唤着他回到家乡。

  也有不少人在家乡建房出租，那些收入甚至超过了他们在香港和国外的收入。有个表兄弟20世纪70年代初去往香港，他们在那边的生活还比较拮据，十几年里都没找到对象，80年代回到莲塘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完婚了。

  恍惚间，人生已逝去七十多年。现在的莲塘村村民，早已放下了锄头，告别传统的农业生活，我们成为了大家羡慕的对象。是的，我们是幸运的，因为靠近香港，我们是最早享受到改革开放红利的那一群人。而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和亲身实践，参与到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来，目睹小小的莲塘村怎样万丈高楼平地起。这真是一段动人的回忆啊。

  无论是曾经的逃港见闻，还是之后的过境耕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村里工商业经济的腾飞，都与河对岸的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永远记得，20世纪60年代那些疲惫的人们翻过铁丝网，香港村民递过来一碗碗冒着热气的白开水；我时刻会想起，70年代香港五丰行的农产品收购人员对我们耐心地解答；我也不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打扮精致的港商们在我们破旧的仓库前，向我们描绘着这座小村庄的未来，这里将生长出一座座工厂，生产的产品将发往全球各地……

  我有理由相信，随着深圳经济的持续发展，深港的交流合作将会更加密切，这不仅仅因我们一河相牵，更因为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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